东方还是西方：土耳其的困惑
与邻国相比，土耳其并算不弱小，因此其始终不甘扮演大国的跟班和棋子，只要机会合适，总试图充当独立的地缘政治棋手。但与真正的列强比较，土耳其又不够强大，以至每次当更大的地缘政治玩家参与进来时，土耳其不得不委曲求全，成为别人棋盘上的棋子。
田文林 / 文
在中东诸国中，土耳其的国家定位最为模糊。它地处欧亚大陆结合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但经济和商业中心却在欧洲部分；它是地中海国家，同时黑海海岸线也十分漫长。拿破仑曾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国家定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一位土耳其问题专家称，土耳其是伊斯兰、突厥和西式现代主义三者的融合。
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土耳其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从政策操作层面看，这些不同的牵引力代表着不同的战略方向和投入重点，使土耳其始终面临“面向西方，还是面向东方”的困惑。
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土耳其（包括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奉行面向西方世界的“西向战略”（这里的“西向”，既是指在制度乃至文化领域效仿西方，也是指在外交上倚重西方或亲西方）。而这种政策的重要地缘政治根源，就是来自俄国（后来是苏联）的威胁。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战略的“边际效应递减”趋势明显，调整战略势在必行。
土耳其的西向战略始于奥斯曼帝国后期。奥斯曼帝国在其统治前期，一直对欧洲保持攻势，令欧洲人谈土色变。但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开始走下坡路，18世纪逐渐沦为“欧洲病夫”，成为任西方列强宰割的板上鱼肉，并由此产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所谓“东方问题”（即“对土耳其怎么办”）。而在当时威胁奥斯曼帝国的外部列强中，尤以英国和俄国最具代表性。俄国是典型的陆权国家,打通南下出海口一直是俄国几个世纪的夙愿。而土耳其扼守黑海出海口，被俄视为掌握着“俄国房间的钥匙和大门”，因此俄国针对奥斯曼帝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控制土耳其海峡，占据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据统计，17世纪后的300多年来，俄国与土耳其共爆发27次战争，土耳其祖先在战争中每牺牲3个人，就有1个是对俄作战而死。俄国无疑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威胁来源。相比之下，英国是典型的海权国家，它更注重确保地中海到印度的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在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并防止欧洲任何一方（包括俄国）在奥斯曼帝国取得压倒优势，因此其对奥斯曼帝国政策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维持现状，反对瓜分和肢解奥斯曼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两害相权取其轻”，将阻挡俄国扩张作为外交首要目标，采取了带有均势性质的“以英制俄”政策。这差不多是土耳其西向战略的雏形。在办法不多情况下，这种“以夷制夷”政策一定程度延缓了奥斯曼帝国解体。
但是，从本质上说，对奥斯曼帝国而言，俄国与英国不过是豺狼与猛虎的差别，“以夷制夷”说到底不过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这些列强都是为了从奥斯曼帝国身上攫取利益，逐渐掏空这个老大帝国。一战前夕，英国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迫使土耳其不得不寻找新靠山，最终绑到了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车上，而同盟国的战败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1920年8月，由协约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剥夺了奥斯曼帝国在欧亚非地区领地，甚至连土耳其本土也差点被瓜分。
而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诞生的现代土耳其，汲取奥斯曼帝国解体教训，在独立后奉行“国内和平，国际和平”原则，勉力维持中立政策，避免卷入新的世界大战。二战期间，土耳其在苏德之间维持“惶惶不安和模棱两可的中立政策”，矢志不重犯1914年10月的悲剧性错误。但好景不长。二战结束后，欧洲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土耳其再次面临与当年奥斯曼帝国相似的地缘政治格局，即威胁主要来自苏联。二战尚未结束，苏联便开始觊觎土耳其。据战后缴获的纳粹文件证实，斯大林1940年11月就曾要求希特勒同意俄国在军事上有效地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以此作为苏联与纳粹德国进一步合作的代价。1944年10月11日，斯大林与丘吉尔谈判时，仍提出涉及土耳其和黑海海峡的政策问题，并提上重新修改蒙特勒公约（管理海峡）等要求。
斯大林毫不掩饰地说：“英国感兴趣的是地中海，而俄国感兴趣的是黑海。”为此，斯大林支持卡斯和阿尔达汉地区回归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1945年3月，苏联宣布废除《苏土互不侵犯条约》，要求苏土共管海峡，允许苏联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等。次年8月，苏联要求土耳其修改国际会议关于管理海峡条约，使海峡只受黑海国家（实际是俄国及其卫星国）控制。所有这些，暴露了苏联对土耳其构成的潜在威胁。由此勾起了土耳其人对历史上俄国世纪性威胁的回忆，促使其再次倒向西方阵营。冷战期间，尽管土苏关系后来有所缓解，但土耳其西向战略基调始终未变。在中东地区，土耳其虽然与以色列、伊朗并列为美国的铁杆盟友，但却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欧洲国家”，而鲜少承认自己是中东国家。它即使介入中东事务（如组建中央条约组织），也多是作为美国反苏战略棋盘中的棋子，而未充当过棋手角色。
土耳其的西向战略实际是一种追随和搭车战略。同奥斯曼帝国时期相似，这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满足了土耳其的基本需求，如安全威胁得到缓解，获得西方一定援助和贸易机会，在西方政治舞台上发挥象征性作用等等。然而，这种追随战略是以投靠换取安全，而不是平等合作，因此使土耳其从开始便面临被西方利用的可能。就实践而言，土耳其短期获益甚多，但长远得不偿失，尤其是导致其在国际上自我矮化，处于从属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日趋明显。
以安全问题为例。二战刚结束，英美就先后承担起援助土耳其的任务，并在1953年就将土耳其拉入北约，这首先是基于自身安全需要。冷战时期，土耳其一直处在西方抵御苏联扩张的前线位置。如果东西方爆炸战争，土耳其将成为西方阵营直插苏联心脏——高加索地区的一把尖刀。土耳其地缘位置使其成为西方人眼中有价值的战略盟友。为抵御苏联南下，西方亟需将土耳其建成坚固的反苏堡垒。所以，西方重视土耳其，不过是将其当作遏制苏联扩张的马前卒。北约将伊斯肯德伦、伊兹密尔、伊斯坦布尔、萨姆松等作为重要海军基地，还在土境内部署先进的“朱庇特”导弹。看似使土耳其更加安全，实则将土耳其推至随时可能牺牲掉的挡箭牌位置，而真正保护的是欧美国家的安全。正如军事专家认为，“一个前哨基地永远是一个暴露的地点。在原子弹与火箭炮的时代，处于挡箭牌的地位是死路一条”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土耳其撤出“朱庇特”导弹，是美苏交易的结果，仍未认真考虑过土耳其的安全感受。而冷战刚结束,西方便有人认为土耳其没用了,对它的责难接踵而至。到海湾战争时，土耳其又变得有用,西方大国又忙用一批淘汰下来的旧武器鼓励它卖命；海湾战争打完后,土耳其再次“贬值”,于是又有人要追查那批旧武器是否用于镇压库尔德人。西方对土耳其反复无常，实则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对土耳其来说，指望通过追随西方来谋求安全稳定，基本上是靠不住的。
在入盟问题上，土耳其更是“一把辛酸泪”。土早在1963年就在创建欧盟协议上签字﹐并确定为潜在成员国，但直到1999年才获入盟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但一直进展缓慢，35个“谈判章节”中只开启了13个。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强烈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仅主张接受土耳其为二等“享有特权的伙伴国”。由此使土耳其入盟之路更加遥遥无期。土耳其人对此怨愤日增，他们认为，土耳其对北约所做贡献有目共睹,但西方在回报土耳其时却极其小气和势利。经济欠发达显然是阻碍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主要原因。土耳其经济总量只有欧盟的2％，人均GDP只及欧盟平均水平的28.5％。而如果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意味着其他欧盟国家将背负沉重的负担。据欧盟委员会估计，即使土耳其2025年入盟，欧盟也将为之花费170—280亿欧元。此外，土耳其经济以农业为主，33％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远低于欧盟不到5％的水平。土入盟后有资格享受欧盟最高水平的地区援助，欧盟还要为土提供高达82亿欧元的农业支持资金。经济发展差距再加上土耳其的“穆斯林国家”身份，使欧盟始终不愿接纳土耳其。
土耳其之所以在西方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恰恰与其同西方靠得太紧直接相关。土耳其工业落后，理应高树关税壁垒，悉心保护民族工业。事实上，凯末尔在1927年曾颁布《奖励工业》法，保护民族工业，禁止利润汇往国外。但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资本汹涌而来，并要求土耳其政府降低关税，放宽输入限制，允许将企业所获利润汇往国外。土耳其政府接受了西方资本的种种要求，由此使严重冲击了土耳其民族产业，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推行自由化政策后，屡被西方经济危机殃及。1994年，土耳其爆发第一次金融危机，GDP下降6%。2000年初，为使土耳其经济达到欧洲标准,土耳其埃杰维特领导的联合政府按照IMF的教条进行经济改革，结果该国年底就爆发金融危机，土经济损失巨大，直至2002年底才稍有缓和。某种程度上，土耳其正是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牺牲品。它使土耳其始终在产业链中下游徘徊，而无缘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由此出现一个悖论：欧盟以土耳其经济不够发达为借口拒绝其入盟，而土耳其之所以不发达，正是由于其按照西方标准行事，与西方靠得太紧。这种互为因果的逻辑循环，使土耳其入盟面临难以突破的“玻璃屋顶”，而且“土耳其越是想融入西方社会，这种政治紧张就越明显”。
西向战略屡屡受挫，使土耳其人日渐明白一个道理：西方不过是将土耳其当作廉价工具使用，与西方“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在这种大背景下，国内公众对加入欧盟的支持率从2002年的70%降至现在的50%。2010年3月民调显示，65％的土耳其人不认为自己的国家能最终加入欧盟，另有近半数受访者感觉土耳其并不真正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近年欧洲经济危机频现，也使部分亲欧人士失去了对欧洲的敬畏。土耳其对美国的态度也日益冷淡，近80％的土耳其人认为美国是个麻烦，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是土耳其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
因此，土耳其如果矢志追随西方，只能继续充当西方的跟班和仆从角色。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不得不改弦易辙，转向东方寻求自我救赎之路。
土耳其转向中东并非始于今日。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1973年石油价格暴涨和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之后，土耳其明显感受到了中东国家蕴含的巨大政治经济潜力，以及美欧的无情无义，由此使土在对中东漠视半个世纪后，首次重新评估在中东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真正开始重视东方。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源就是东方地缘格局的颠覆性变化。土耳其（包括此前的奥斯曼帝国）长期蛰伏于西方阵营，直接原因是担心来自苏联（此前是俄国）的威胁。
而1991年苏联帝国自行解体，并一分为十五。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版图的这种世纪性变动，对前苏联无疑是个灾难性事件，但对土耳其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此前，原苏联南高加索地区与土耳其直接接壤，而现在该地区出现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独立的小国家，将土耳其与体型依然庞大的俄罗斯在陆路完全隔开，由此极大缓解了困扰土耳其几个世纪的安全困境。而且，苏联解体留出巨大地缘政治空白，为土耳其向东方扩展影响提供了难得契机。
在此大背景下，土耳其不再满足于充当西方地缘棋盘上的棋子，而试图成为自主性更强的地缘棋手。从20世纪90年代起，土耳其掉头向东，利用在语言和种族上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新独立国家的相似性，试图用泛突厥主义整合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但中亚国家心存戒备，俄罗斯对其影响犹在，加上土耳其国力有限等种种制约，土耳其此次“东向”虎头蛇尾。但土耳其外交上的选择空间增大，东向趋势增强则是不争事实。
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中东地缘环境出现了有利于土耳其的变化。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世界更趋衰落：埃及日趋丧失阿拉伯领头羊的地位，伊拉克遭彻底削弱，沙特缺乏成为地区大国的综合势力。而在非阿拉伯国家中，以色列虽然军事力量最为强大，却始终被地区国家视为“异己”，不可能在地区内发挥主导性作用。伊朗势力日趋壮大，但多数阿拉伯国家对波斯/什叶派属性的伊朗高度提防，加上美国的竭力围堵，伊朗在地区内崛起阻力重重。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更愿意与土耳其一道反对波斯人。沙特《祖国报》资深编辑贾马尔-哈苏吉说：“沙特欢迎新的土耳其回归。”这为土耳其填补中东权力空白提供了绝好机会。土耳其曾在历史上长期统治中东，现在又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还是中东与欧洲能源的中枢和交汇点，“土耳其模式”在中东颇有影响力。因此，土耳其在地区内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客观条件。在中东扩大影响力，对土耳其也是难以摆脱的巨大诱惑。
与此同时，土耳其国内政治气候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从而为土实行东向战略提供了现实条件。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是世俗力量主政，军队更是坚定地为世俗化和西向政策保驾护航。然而，土耳其毕竟有97%的领土在亚洲，95%人口是穆斯林。它可以在政治制度和外交上效仿和依附西方，甚至连文字、历法、服装都全盘西化，但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根脉和心理结构却无法随之刨除。
土耳其始终无法绕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其一直强调自己的“土耳其属性”，而构成这一属性的东西，除了血缘和语言，很重要一点就是伊斯兰教。“土耳其文化的源泉在于具有2500年历史的突厥传说和具有1300年历史的伊斯兰教传统。”“土耳其与伊斯兰的联系是其集体身份中内在、本能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构成了土耳其确定其历史地位的基本力量。”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过去已经比任何其他伊斯兰人民更进一步使自己和伊斯兰等同了起来，从而使自己的原来面目被埋没于伊斯兰之中。”这使土耳其社会长期存在裂缝：精英阶层多认可西方化道路，而中下层民众则保留更多的伊斯兰和东方情结。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上百万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农民从乡村涌向城市。到20世纪80-90年代，城市贫民阶层迅速扩大。这种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反映到政治斗争中，就是伊斯兰色彩政党的日趋壮大乃至上台。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秩序党，1972年成立的救国党（1983年更名为繁荣党），都有浓重的伊斯兰色彩。1996年，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还上台执政（1997年被世俗力量赶下台），其首个出访国家就是伊朗，并于1996年8月12日（即美国政府签署制裁伊朗的《达马托法》出台一周后）与伊朗签署购买200亿美元天然气的协定。此后，埃尔多安将繁荣党改造成一个更加世俗化，更具现代视野的新党——正义发展党(AKP)，并在2002年上台执政，2007年再次当选。伊斯兰势力在土政坛上升，使面向穆斯林世界的“东向”战略，日趋上升为政府意志，成为伊斯兰主义政府寻求精神家园历程的一部分。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土耳其开始“重新发现中东”，积极参与中东事务。2008年，土举办土耳其-阿拉伯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日趋机制化；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反对西方制裁，2010年5月17日，还与巴西一起斡旋伊核问题，与伊朗达成核燃料交换协议。另外，土还高调介入阿以问题，总理埃尔多安不仅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入侵加沙，并废除两国长达10多年的协议，禁止以空军进入土耳其领空训练。2010年6月，土耳其派遣救援船救援加沙，在遭到以军袭击后，土耳其召回驻以大使。2008年，当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批评以色列回国后，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欢迎。这种“新东方政策”显然赢得国内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总体看，土耳其“东向”，既是地缘上面向东方，也是政治上面向东方，即由立足西方，转为立足第三世界。从地缘角度看，无论就政治还是经济而言，土耳其在欧洲注定只能是个小角色，而在动荡、破碎的中东则是名副其实的地区大国。土转向东方，不仅可能争取更高国际声望，也可在欧洲经济萎缩情况下，从中东拓展商机。从政治角度看，土耳其以往一直站在强者背后，处于从属地位，而现在却更多与中东“弱势群体”站在一起，独立自主判断和处理国际事务。可以说，这次土耳其的东向政策不同以往，明显带有自我救赎的性质。
从理论上说，东向战略使土耳其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前进道路，应该可以走得更远。但任何政策总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实施的，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土耳其的东向战略注定阻力重重，路途坎坷。
首先，“西向战略”根深蒂固。土耳其刚独立时，“国父”凯末尔就为国家确立了“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凯末尔称，“文明只是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文明，此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土耳其要实现国富民强，必须融入西方体系。经过多年教化，西方现代主义和进步观念已成为土耳其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迄今，土耳其各方面仍更多借重西方，对欧盟出口占总量一半（一说70%）），而对中东只有1/4，这意味着土耳其国家根基仍扎在西方一边。而土耳其“东向”政策很大原因是“西向”受挫所致，一旦入盟顺利，东向势头必将减弱。一位土耳其评论家认为，土耳其不会抛弃西方，也不想抛弃西方，西方仍是土耳其的优先考虑。而欧盟随着一体化进程深入（特别是欧元的发行），亟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地缘安全体系，土耳其地缘战略重要性重新凸现，因此欧盟也不允许土耳其脱离欧洲的序列。2010年7月12日，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在媒体刊文指出，土耳其处在一个世界政治关键地区的绝佳地域政策位置上，特别是对欧洲安全而言。没有土耳其的支持，西方在那里将没有作为或者是难以有大的作为。所以西方（尤其是欧洲）必须最终将土耳其真正视作伙伴，而不再是西方的委托国。7月27日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土耳其，并承诺将“铺平安卡拉和布鲁塞尔之间的道路”。事实上，土欧之间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真正分开。
其次，中东局势本身的复杂性。自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中东便沦为地缘破碎地带，再无兼具足够软实力和硬实力、足以维持地区稳定的核心国家，由此使中东国家既无法有效排解内部矛盾，也无力阻挡外部大国强行介入，甚至不得不主动求助于外部力量解决内部冲突（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海湾国家邀请美国帮助），这就为大国在该地区折冲樽俎提供契机。就此而言，任何有一定雄心和实力的国家，都有机会介入中东。
但与此同时，由于中东国家林立，矛盾复杂，中东事务看似准入门槛低，实则机会成本非常高。土耳其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其高调介入中东，在博得阵阵喝彩同时，也引发几乎同等的质疑和抵触：加强与哈马斯关系，会惹恼埃及和以色列；支持伊朗则得罪温和阿拉伯国家；与俄罗斯关系走近，潜在地损害与格鲁吉亚关系；与亚美尼亚走近，可能惹恼阿塞拜疆。例如，针对土耳其在加沙救援船事件中的表现，阿拉伯媒体看法就截然不同：强硬派对土耳其大加赞扬，称埃尔多安总理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真主党支持者在加沙、大马士革和贝鲁特高举土耳其国旗和埃尔多安画像，并称其为“阿拉伯世界之王”。还有媒体认为，本次事件促成了土耳其—阿盟，甚至土耳其－阿拉伯－伊朗的联盟。
但温和势力则质疑土耳其动机。如埃及媒体认为，土耳其是利用巴勒斯坦问题捞取政治资本、企图取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沙特专栏作家奥塔泰比称，埃尔多安是企图再次控制阿拉伯国家的“新时期奥斯曼”；科威特报刊专栏作家认为，土耳其此举意在加沙建立一个伊斯兰酋长国。一位埃及官员指出：“土耳其是个笨拙的玩家。在很长时期内，他们不会精通中东问题。他们只是被公众舆论推着向前走，土耳其政府很可能是想证明给西方看，他们是个影响力的玩家。但我很怀疑他们有什么具体影响，用‘庸人自扰’来形容土耳其再合适不过。”土耳其能否承受这种几乎正负相抵的政策效果，无疑是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土耳其与中东国家间相互猜忌根深蒂固，也妨碍土耳其在中东扩展影响：伊朗作为与土耳其幅员和雄心相似的地区大国，始终将土耳其视为争夺权力与影响力的潜在竞争者；阿拉伯国家由于历史上曾遭受土耳其统治，因此对土耳其在中东扩大影响，很容易激起痛苦记忆和疑惧心理。
阿拉伯人还将土耳其视为高度西方化和亲美国家，对其隔阂甚深。而对土耳其人来说，由于阿拉伯人曾当过400年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土耳其人从内心不怎么瞧得起阿拉伯人，很多人对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耿耿于怀，认为阿拉伯人是在土耳其背后“捅了一刀”，至今觉得阿拉伯人不可信。这使其很难与阿拉伯国家建立更加亲密的战略关系。至少截至2015年，土耳其在中东的政策是相当失败的。由于在2011年中东剧变后热衷“政权更替”，土耳其在中东由此前宣称的“与邻国零问题”变成“与邻国零朋友”。
第三，土耳其以中东为经营重点直接触动美国逆鳞，并将进一步引发美国的遏阻。中东地缘位置和能源地位极端重要，美国一直将该地区视为不容他国染指的禁脔。冷战后，美国共发动4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其中3场在大中东地区（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目的就是试图按自己意志重塑中东政治。而土耳其将外交重点转向中东，并更多与中东反美激进力量站在一起（如替伊朗出头、交好叙利亚、结交哈马斯、敌视以色列等），表明土耳其已不满足于简单地充当地区热点调停者，而试图重塑中东秩序，因此极大威胁到美国的战略部署。这样，土耳其无形中从美国的“朋友变成敌人”，成了美国眼中的“麻烦制造者”。
举个例子。2010年5月17日，土耳其与巴西携手，与伊朗达成核燃料交换协议，此举无疑有助缓解伊核局势，也提升了土耳其的外交影响力。但美国对此置若罔闻，推动联合国通过制裁伊朗决议，这不啻扇了土耳其一记耳光。这从侧面表明，没有美国的默许，土耳其在中东重大问题上很难发挥重要作用。
从地缘政治看，实现崛起的国家一般都位于边缘地带，在其发展壮大后再向中心区域突破。这种地缘位置使其崛起阻力最小，类似围棋中的“金角银边草肚皮”。但土耳其情况恰好相反，它地跨欧亚两大陆，土耳其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是“名副其实的十字路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奥斯曼帝国就实力而言，并不比其他东方国家弱小，但正是因为距离欧洲列强太近，处在其殖民扩张的必经之路上，因此先后面临英、法、奥匈帝国、俄国等列强的蚕食，日益削弱直至最终解体。现代土耳其劫后重生，但依然占据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战略要地”。在这种枢纽地带，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可能允许土耳其擅自脱离西方轨道，完全自行其是。
与邻国相比，土耳其并算不弱小，因此其始终不甘扮演大国的跟班和棋子，只要机会合适，总试图充当独立的地缘政治棋手。但与真正的列强比较，土耳其又不够强大，以至每次当更大的地缘政治玩家参与进来时，土耳其不得不委曲求全，成为别人棋盘上的棋子。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悲哀就在于：在它力量相对强大时（奥斯曼帝国时期），却是强敌环伺，鲜有地区扩展的机会；而当苏联已然解体，中东陷入乱局，可以大展身手时，土耳其自己却变成幅员和实力有限的“中等国家”。这类国家由于承受损失的能力有限，因此更适合奉行多边主义、承担冲突管理，以及发挥道义力量。就此而言，土耳其最适合扮演的，仍是充当东西方沟通的桥梁和掮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田文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本文摘自该书，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